昭平十七年四月，白石县死牢。
那人第二次来，是五天以后。他还是先看沈砚的手，看了两遍，才从缝里递进来一叠官纸，一支笔，一小块墨。
“写。”他说。
“写什么。”
“写你的名字。再把那天在堂上说的话写一遍。”
沈砚跪在草上，把纸铺在膝盖上。纸是硬的，边上带着裁纸的毛。他把墨磨开，写了两个字：沈砚。又写了那一句：此批官纸，何日入库。
那人把两张纸接过去，举到门口的光里看。看完，他从袖子里抽出一卷东西——是那封信的抄件。他把两张纸并在一起，对着光。
“这封信上的字，”他说，“比你写的软。”
“我抄账，用的是官楷。”
“官楷也分人写。”那人把信收起来，“你不是写这封信的人。”
沈砚没答，心里掂量了一遍。
“你怎么不喊冤。”
“喊了没用。”
“你怎么知道没用。”
“要是有用，”沈砚说，“我第一天进牢就喊了。”
那人把三样东西收进袖子，在铁栅外面站了一下。
“新勘官卫崇。”他说，“本县知县。你这案子，我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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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崇第二次来，带了一把尺，一杆秤，一只木匣。
他让人把衣箱抬到过道里，先量箱子：长一尺二寸，宽七寸，深五寸。然后把手伸进夹层，夹层深二寸。
“铜牌是在这里头起获的。”他说。
“旧卷上是这么写的。”
卫崇打开木匣，取出一枚牌子，往夹层口里塞。塞不进去。他斜着塞，进去一半，卡住了。他抽出来，换了个方向，又塞了一次，还是卡住。
“差半分。”他说。
他把牌子放回木匣，把尺收起来。过道潮，竹尺落地响了一声。
“旧卷写错了。”他说，“牌子塞不进夹层。”
“卷上写的是夹层。”
“新卷上不写夹层。”卫崇说，“新卷上写：于其衣箱内起获。”
他把木匣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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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来，卫崇手里抱着一本册子。册子的封皮旧了，边角起了毛，跟新卷宗不是一种纸。
“这是昭平十五年的物料账。”他说，“正本去年上缴肃州了。这一本是草底——书手自己留的，上头有涂改，有算错的数，不算数。”
他把册子翻开，翻到中间，两页并排摊在栅栏上。
那两页没有了。
不是整张撕走的，是沿着订口割下来的，割得很齐。切口上还留着浆糊的痕。
“上头这一页，”卫崇说，“写的是官纸入库的日子。底下这一页，写的是领纸的人。”
“割的人是几个？”
“名字在那三年的册子上。”卫崇说，“不用问。我不会说。”
他把册子合上，抱在怀里。“新卷上那一条，我照原卷录。”他说，“写着：库内官纸，价每张三个钱，共八百张。底下不写日子。”
“卷子上就不缺一处了。”
“不缺一处。”
沈砚看着那本草底。“你把它拿来给我看，”他说，“是要我死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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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等了一个月。
四月的雨下下停停。牢里的稻草返了潮，墙根长出一层白毛。他膝盖上的肿慢慢消了，走路能放平。饭一天两顿，一顿是高粱米，一顿换成了陈米，米里有壳，嚼着硌牙。
石守拙没有再来过。
他数砖上的账。四十七笔。五十二笔。八十笔。到一百零七笔的时候，四月已经过了一半。
那天他摸砖缝，碰到一点硬东西。他抠出来——是那张纸被抽走时刮下来的一角，比指甲盖还小，上头剩下半个字的骨头：一竖，底下带一点横。他把那一小片纸含湿了，贴在砖上那半笔断口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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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笔这天，新卷宗送来了。
三捆，麻绳捆着，比旧的那一本厚一倍。卫崇亲自念，念了两炷香。每一页都有日子，有画押，有印。
勘验：三月初十，午时。
报官：三月初十，申时。
录问：三月十四。
结案：三月十六。
画押：三月二十。
日子一天压着一天，往前排，一天不差。
沈砚听完了，问了三句。
“草底上割走的那两页，谁答。”
“没人答。”
“卷上那两个字呢。”
“还在卷上。未答两个字，是你自己问出来的，我不抹。”
“那你抹了什么？”
卫崇看着他，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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