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平十七年三月十八，白石县死牢。
沈砚是被臭味熏醒的，一睁眼就闻出这是死牢——这股味他上辈子在北平的号子里闻过。
他醒来先闻见的，是稻草沤烂那股甜味，底下还压着一股铁腥气——是墙上那把锁的味。他睁开眼，一道光从窗口斜着照进来，落在他三步外的地方。他盯着看了一会儿，就把两件事算明白了：这扇窗朝南偏东，这会儿大概是辰时末。
接着他想起来，自己不该姓沈。
不对。他就姓沈。两个人，都姓沈。
上辈子，他是民国三十七年的沈砚，北平围城，从城墙上跳下去，怀里揣着导师留下的半件铜。这辈子这个沈砚，二十六岁，罪名通敌，物证是一块乞丹铜牌，人证是一封信。
他花了半炷香，把这两辈子的事勉强接上，又决定先不接了。眼下最要紧的，是活过这三天。
墙根有人翻了个身。
“醒了。”
那是个头发白了一大半的老头，缩在墙角的草堆里，两只手揣在袖子里。他看了沈砚一眼，又把眼睛闭上了。
“你别问了，”老头说，“问也白问。”
沈砚没问，先摸了摸自己怀里。半件铜还在，贴着肉，凉的。一根两指长的管子，一头粗一头细，断口是斜的，磨手。这是导师临死前塞给他的东西，比命还重要。
他撑着地想坐起来，掌心正好按在一块砖上。砖是凉的，这屋里什么东西都是凉的，只有怀里那半件铜是暖的——不是铜自己暖，是他胸口焐热的。
“今天第三天。”老头闭着眼说。
沈砚心里一紧。
“什么？”
“今天第三天，从你进来那天算。”老头说得更清楚，“三天后处决，你不知道？”
“知道。”沈砚说，“我在算。”
老头睁开一只眼：“你倒沉得住气。”
“慌有用吗。”
“没用。”老头说，“我见过慌的，都先倒下了。”
沈砚背靠着墙坐下，两条腿伸直，开始在心里算。
抓他那天是三月初九，定的案是三月十八，就是今天。他昨天昏着，不知道案子是什么时候定的。九天——从抓人到定罪，只有九天。
“你没把日子算错吧。”他问。
“我算什么，”老头说，“我又不用赶那个日子。”
“那你怎么知道是第三天。”
“送饭的来过三次，”老头说，“三次都是高粱米，菜叶子是隔夜的。你昨天没吃，我给你留着了。”
墙角有个豁了口的碗，里头半碗高粱米结了块，面上浮着一层白。沈砚看了一眼那碗。他饿得厉害，但他没动，只把视线从那碗上挪开。
“这案子办得真快。”他忽然说。
“是快。”老头应了一声。
“别处的案子，也这么快？”
老头这才睁开眼。他眼睛不好，看人得先眯一下，再慢慢松开。
“你这话，”他说，“问得不像个要死的人。”
“我是要死的人。”
“要死的人不问这个。”老头说，“要死的人问家里几口人，问牢里给不给口酒。”
沈砚没接话。他心里已经翻过一遍了。
他给白石县抄过两年账，太清楚这里头的门道了。正经案子，从勘验、录问到定案，一路上好几道勘合，一道一道签字画押，日子都排得明明白白——雨天不能勘，休沐不能审，官要有空，差役要有腿，九天根本排不出来。他抄账那两年见过一桩盗牛案，从抓到定，用了五十二天。
一个通敌的案子，办得比一头牛还快，这里头要是没鬼，他把姓倒过来写。
他心里咯噔一下。
只有一种可能：这案子里，有一环被人提前了。有人急着要他死。
沈砚不慌了。恰恰相反，他心里那股怕劲退了，反而涌上来一股冷意——对方越急，破绽就越多。这案子办得越干净，就越说明有人不敢让它拖。他倒要看看，是谁这么急着要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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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纸吗。”他问。
“没有。”老头说，“要纸做什么，写冤状？”
“不写。”沈砚说，“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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