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很喜欢这句话。它比 “请准时” 更像一条边界。

七点五十五,他站在镜前整理西装。衣服是罗马先生找人做的,肩线和袖长都合适得让他不习惯。年轻时他穿二手西装,袖口长、裤脚拖地,整个人像在替上一任主人继续生活;现在镜子里的男人第一次有点像酒店会主动称 “先生” 的人。

八点整,侍应生领他穿过没有任何足球装饰的长廊。宴会厅里只有十几个人,没有大声拥抱,每个人都像从另一场更重要的会顺路来吃晚饭。

萨拉斯坐在靠窗的位置。勒梅尔只简单介绍了一句:前国际裁判,现在替几项赛事做规则和风险顾问。萨拉斯从头到尾只喝水。

巴尔博萨更胖一些,也更黑,见到格雷便张开手臂:“你终于到湖边了。这湖深得很,最适合藏秘密。”

一个德国口音的男人走过来,还是那张格雷已经见过的平和面孔 —— 霍夫曼。小城四比零那次,他们在另一张桌边谈过钱和异常盘口;这一次霍夫曼却像第一次在正式场合认识他一样伸出手,格雷也照着握了。

霍夫曼说自己看过格雷前阵子参与处理的那宗听证材料,把医学风险从单纯压价理由转成价格保护,做得很有意思。

巴尔博萨在旁边笑:“德国人夸人像审计。”

另一个瘦高男人叫卡普兰,来自跨国转播集团,说话每一句都有电视人的剪辑感。他问格雷怎么看法国世界杯。

格雷说:“还没开始。”

卡普兰说:“正因为还没开始,生意才已经做了三年。”

卡普兰谈 1992 年的丹麦和 1994 年的巴乔,不是为了讨论战术。他说奇迹可以临时发生,但如果没人准备语言,商业价值会浪费;失败者也可能比冠军更耐卖,因为人会忘很多比分,却很难忘一个足够清楚的背影。

格雷想起自己在火车站酒吧看巴乔罚丢点球的夏天,那时他仍以为伟大和失败都只属于场上。现在一个转播集团的人坐在瑞士湖边,平静讨论什么样的失败值得被保存。

晚宴菜很好,却没多少人认真吃。格雷记得玛尔塔的话,没有喝酒,巴尔博萨笑他紧张,他说胃不好;对方说年轻人胃不好通常因为心太脏,格雷回敬那你的胃一定很好。连萨拉斯都笑了一下。

十点以后,大部分人留下谈天气、高尔夫和航班,另外几个人被引向侧门。格雷走在最后,经过铺深色地毯的走廊,尽头是一间不大的会议室。

他进去以后几乎想笑,因为里面真的摆着一张圆桌。他原以为那只是外界给这个圈子的绰号,没想到有人庸俗到把隐喻做成家具。

可笑意很快消失。桌面很旧,有烟头烫痕、水杯圈和多年的细划痕,不是为了今天新人表演临时摆出来的。它在这里已经很久,许多人坐过,有些人升上去,有些人像罗马所说那样 “消失”—— 电话不再有人接,别人偶尔提到会说一句以前不错,然后换话题。

银发主席坐正对门的位置,让格雷坐下,先说明今晚不是会议,是面试。

第一份文件是一批大赛临时证件。卡片全部是真的,持证人也都能说出合理理由,但流向和原始备案不一致。主办方不愿扩大调查,赞助商怕耽误入场,媒体已经闻到味道。

主席问:“怎么办?”

格雷没有立刻说冻结所有证件,而是问:“谁最怕被看见?”

霍夫曼说主办方,卡普兰说转播商,巴尔博萨说赞助商。

格雷摇头:“最怕的是拿真证件的人。假证件只是门口的问题,真证件却说明问题在发证处。先稳入口,别把所有持证人一起惊动,查谁有权限让一张卡变成真的,再把外围流向解释成行政核验。手会在他们以为入口没被彻底封死时,继续动。”

第二份文件是赛前二十四小时赔率异常,没有证据涉及球员裁判,只有外围资金。

格雷说:“如果博彩公司愿意,可以让自己在几个可控盘口上先吃一点亏。公众怕的是相信某些人从不出错、永远提前知道。让市场看起来也会犯错,本身就是一种降温。”

第三份文件最薄,标题只有 “医疗灰区产品赞助风险”。格雷手指在纸边停了一下,想起玛尔塔提醒,不要像第一次看见。

主席问他怎么看灰区。

格雷没有谈药,只说:“灰区本身并不是最麻烦的,定义权才是。一支东西可以在不同制度里叫康复辅助或提高表现,一组数据可以叫健康监测,也可以变成选拔工具,一家实验室可以被写成科技创新,也可以被写成商业渗透。危机爆发以前,谁先有能力给它一个公众会接受的名字,谁就会在危机以后拥有更多空间。”

房间安静得比前两题久。主席最后说:“罗马教得不错。”

格雷回道:“我更喜欢说,自己只是收费办事。”

巴尔博萨笑出声。

银发主席从盒子里取出一张灰色卡片,背后刻着 017-EG,说这是外围编号,不代表属于圆桌,只表示可以替这里的人做事。下一次如果仍站得住,也许会有更正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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