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深秋。香港。

方洁瑛的画室在湾仔一栋旧唐楼的四楼,窗外是电车轨道,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叮叮车驶过,铁轮碾过钢轨的声音穿过半开的木窗传进画室里,像一只生锈的钟摆在敲。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过去几个月她带着新成立的乡村艺术教室团队在粤北山区和湘西苗寨之间奔波,住的是村小腾出来的空教室,窗外只有蛙鸣和风吹竹叶的沙沙声。上个月她刚回到香港筹备年底的个展,《四十年·紫荆花开》,每一幅画都要重看一遍,不满意的就撕掉。角落的画架上还搁着一幅没画完的紫荆花,花瓣只勾了线,颜色还没上。

她站在画架前,手里拿着一支没有蘸颜料的画笔,对着那朵只勾了线的紫荆花看了很久。然后她放下画笔,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沈小姐。我是方洁瑛。明天下午——你有空吗。来我的画室,喝杯茶。”

沈嘉仪来的时候穿了一件深蓝色的风衣,头发用黑色发夹别在耳后。方洁瑛已经在阳台上摆好了茶具,是一套旧得有些褪色的紫砂壶。茶叶是铁观音,从湾仔一间开了四十年的茶庄买的,老板认识她,每次都会多给半两。

“这间画室开了十几年。你从来没有来过。”方洁瑛倒了一杯茶放在沈嘉仪面前。

“你约我来,不是请我喝茶的。”

方洁瑛没有否认。她端起自己的茶杯,没有喝,只是看着杯子里慢慢舒展开的茶叶。“你不该负她。”她说。声音很轻,轻到被窗外驶过的叮叮车碾碎了一半。但她知道沈嘉仪听到了。

沈嘉仪没有回答。她端起茶杯,铁观音的香气在鼻尖散开,很淡,但很持久。她想起1983年港元危机那个深夜,她在这栋楼下的电车站等车。那晚没有月亮,只有叮叮车铁轮擦过轨道溅起的几点火星,在潮湿的夜风里一闪就灭了。她刚做完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数据全部指向港币即将在三个月内见底。她没有坐车,站在站台上看着对街这栋旧唐楼四楼亮着的一盏灯。她知道那是谁的画室。她没有上去。之后她把那份报告放进了给李家港的文件夹里,没有任何附言。他看完之后只问了她一句话——“你确定。”她说确定。然后他说——“全押。”

那是她这辈子最精准的判断。不是之一。没有那次全押,就没有后来的创世纪集团,没有日本泡沫的全身而退,没有苏联科学家在启德机场走下舷梯时脚上穿着的新羊毛袜。但那天晚上她站在叮叮车站台上,看着四楼那盏灯,心里想的不是港币汇率,不是杠杆倍率,不是三个月后究竟能赚多少倍。她只是在想,那盏灯为什么那么晚还没熄。

“那天晚上你在画画。”沈嘉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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