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自己验证用的草稿纸订成厚厚一叠,此刻就放在白板旁边的实验台上,最上面一页的右下角画着一个倒旋的偏微分符号——和阿尔费罗夫在启德机场教他的那个一模一样。

阿尔费罗夫转过头,看了一眼那叠草稿纸。他没有翻开,只是看着最上面那一页的那个倒旋的偏微分符号,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林知夏面前,把自己手里的粉笔放在林知夏手里。不是那截只剩两毫米的粉笔头,是一根完整的、全新的、八厘米长的粉笔。

创世纪实验室给每一位科学家配了全新的粉笔,无限量供应。阿尔费罗夫已经领到了新粉笔,但他还是习惯用旧的那截。现在他把新粉笔递给林知夏。

“四个边界条件——你推出来了。不需要我教了。”他的英语很慢,每一个单词都像是经过了一次翻译,但他的眼神不慢。他在看林知夏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很熟悉的东西——在暖气停了的实验室里,在只能用阳光当光源的阁楼上,在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太阳穿过三角形天窗的六十分钟里,他在自己学生的眼睛里看到过同样的东西。

林知夏接过粉笔。他走到白板前,在阿尔费罗夫那组能带混合方程的下方,用倒旋的偏微分符号划了一道线。然后在那道线下面,写了一行新的方程。这行方程——林知夏版本的量子阱激光器模型,用阿尔费罗夫的四个边界条件,加上他在恒温恒湿无尘室里用计算机模拟验证过的修正因子。七个边界条件变成四个,不是简化,是升华。

阿尔费罗夫看着那行方程,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从自己随身带的帆布袋里掏出那截只剩两毫米的粉笔头——就是他在启德机场送给林知夏的那截——放在白板下面的粉笔槽里,和新粉笔并排放在一起。一截只剩两毫米,一截八厘米。旧的那截,新的那截。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你不需要我了。但我可以教你下一个方程。”

林知夏没有回答。他只是把那截两毫米的粉笔头从粉笔槽里拿起来,放回白大褂口袋里。然后他拿起那根新粉笔,在黑板上继续往下写,和阿尔费罗夫并肩站着——两个人对着同一块白板,一个人写能带混合效应的哈密顿量展开式,另一个人写光增益谱的数值模拟边界条件。不需要语言。粉笔就是语言。方程就是语言。

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在苏联科学院的体制里度过了大半生,在暖气停了的实验室里用了四年时间每天在黑板上写方程直到手指被冻得握不住粉笔;另一个在恒温恒湿的无尘室里花了七个边界条件去求解,在自己的脑子里搭建了整个量子阱的模型。一个在1990年冬天把手指上的粉笔用橡皮筋绑在食指上继续写,写满了擦掉、擦掉再写;另一个在1992年夏天用计算机模拟反复验证,每一次都收敛到同样的四个变量。

他们隔着三十年的年龄差、上万公里的地理距离、两种完全不同的科研体制和人生轨迹,但在粉笔接触白板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距离都被抹平了。因为数学不需要签证,物理不需要翻译。阿尔费罗夫用俄语喃喃自语,林知夏听不懂,但他能看懂——阿尔费罗夫在哈密顿量矩阵的左上角添了一个二阶微扰项,这个微扰项对应的物理效应是自旋-轨道耦合在量子阱界面处产生的能带劈裂,林知夏在计算机模拟中见过这个劈裂的数值,但他一直无法从解析角度推导出它的精确形式。现在阿尔费罗夫在黑板上写出来的正是他计算机屏幕上看到过无数次的数值所对应的解析表达式。

林知夏接过粉笔,没有说“我懂了”,没有说“谢谢”。他只是用粉笔在黑板上继续往下写,把那个二阶微扰项对应的光增益谱修正因子从解析形式转换成数值模拟的边界条件——粉笔划过黑板,留下他熟悉的笔迹。

阿尔费罗夫看着那些公式被林知夏从解析推导无缝衔接到数值模拟,嘴角动了动。不是笑——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一个在黑板上写了四年方程的人,看着另一个在计算机上验证了无数次的人,用粉笔把他的解析解转化成一行一行边界条件。那些公式不是被计算机算出来的——是被人,被这个还不到他一半岁数的年轻人,在纸上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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