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伯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报纸，放在通知书旁边。那是一份《星岛日报》的分类广告版，其中一则用红笔圈了出来——“收购破产工厂，价格公道，现金交易。联系人：陈生。”下面是电话号码，区号是九龙。
“陈万金，”福伯说，“九龙塘那边的大地产商。这几年专收破产工厂的地皮，收完就拆了盖楼。上半年刚收了观塘一家塑胶花厂，四百多个工人就地遣散，厂房一个月之内就推平了。老爷出事第三天，他的人就来了。开价三十万。”
三十万。李家电器厂的地皮和厂房，按九龙塘最近几宗成交个案来算，市价至少一百万。陈万金出三十万，是吃准了李家没人能撑住。而且他动作快得离谱——父亲出事才三天，法院的破产清算程序还没走完，他的人就已经上门估价了。这个速度不是正常商业操作能做到的。
“我没答应，”福伯的声音突然激动起来，“我跟他说，等少爷回来再说。我说少爷还没回来。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你少爷回来也撑不住’。”福伯把手上的灰毛巾从肩上扯下来，用力攥在手里，“我说你放屁。我说我们李家三代人，修电台的修电台，做收音机的做收音机，不是他那种靠拆人家厂房发财的人能看扁的。他就笑了，说‘那你就等吧’。说完就走了，走到门口还回头看了一眼咱那块厂招牌，说——‘这牌子，最多还能挂两个月’。”
福伯的嘴唇抖了两下，把搪瓷缸子放到桌上，瓷器碰在水泥台面发出清脆的一声响。然后他不再说话，只是低着头，用满是老茧的手反复擦拭搪瓷缸上那块已经磨得只剩轮廓的“工业学大庆”红字。
李家港听到这里，鼻子猛地一酸。前世的他是个独当一面的教授，在学术圈子里混了半辈子，见过无数人情冷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实验室经费被砍、项目被叫停、核心成果被剽窃，他从来都是靠专业能力和周密调度撑过去的。可这一刻，在1978年暴雨夜的灵堂里，一个六十三岁老工人的忠诚，让他差点撑不住。他端着那碗已经半凉的粥，面对父母遗像，不敢抬头让老人看见自己的眼眶。
他低头看向供桌上父母的遗照。照片上的男人和女人安静地看着他，像在等一个回答。男人眉骨很高，宽额角，嘴角那道月牙形的疤痕在黑白照片上依然清晰可见。女人的眼睛笑出了一层细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一些——操劳太多的缘故。香炉里最后一炷香的香灰无声塌落，溅起几点微弱的火星，在他膝前的旧砖地上明灭了一瞬。
他不认识他们。可他们的记忆在他身体里流淌。那个发着高烧的六岁夜晚，母亲背着他跑过的三条街——从油麻地到佐敦，再从小巷子转到庙街——他现在闭着眼睛都能走一遍，连哪个路口转角有个斜坡、哪段行人路铺的是红砖都能在脑子里还原出来。那个十二岁的下午，父亲递过来的那把一字螺丝刀，木柄被磨得温润发亮，握在手心里的温度他到现在还能感觉到，还有父亲那句用广东话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拧螺丝要用阴力”。那笔钱、那间厂、那些他本该在二十一世纪的实验室里继续忙碌的知识，现在都被另一层记忆包裹着，像琥珀裹住了一颗石子。
他不是他们的儿子。
但他已经是了。
“福伯，”李家港开口，声音沙哑得自己都吓了一跳，嗓子眼里像含了砂纸，“爷爷留下的那本笔记本，还在吗？”
福伯愣了一下，然后猛点头：“在。在老爷的书房里，一直没人动过。你爸爸以前说过，那是你爷爷最重要的东西，谁都不许碰——搬家的时候摆在第一箱，日本人打到大屿山那年疏散，你奶奶抱着那本册子，别的什么都没带。”他顿了顿，失笑了一声，“你小时候想翻开看看，你爸不许，说你太小。后来你大了，他也忘了这本子还在。”
李家港缓缓站起来，膝盖跪得几乎失去知觉。他的腿一软，差点又跪下去，福伯连忙伸手扶住他的胳膊肘。老人的手虽然枯瘦，但握力很大，五根手指像铁钩子一样扣在他的手肘上，稳稳当当地把他撑住了。
“先吃粥，”他说，把瓷碗端起来，用筷子把粥面上那层皮搅开，吹了吹从碗沿冒出的热气，“吃完，我们去厂里。”
“少爷——”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他端起粥碗，吹了吹热气，低头喝了一口。粥是白粥，什么都没放，但在跪了一天一夜之后，这口粥的温度像一条线从喉咙直直落到胃里，把整个人从冰冷的地面重新拉回到活着的世界。“今晚，我想去看看笔记本上写了什么。”
福伯看着他，眼睛慢慢亮了起来。那个眼神，像在看一个死去的人重新睁开了眼——不是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而是一种沉下来的东西，像一块烧红的铁浸到冷水里，嗤一声之后，变成了钢。老人把肩上的灰毛巾抽下来，塞进工装口袋里，转身去墙角拿起一把收起的油布伞，伞骨有两根歪得不成样子。
“车在外面。雨还没停，这把伞是老爷以前放在厂里备用的——能遮两个人。”
窗外，暴雨如注。1978年的夏天，香港的雨季刚刚开始。灵堂里的白蜡烛燃到了最后一截，蜡泪在供桌上凝成了两滩白色的硬块，像两枚硬币。堂外维港方向的货轮鸣了一声低沉的汽笛，穿过雨幕传来，余音在砖墙之间回荡。他最后看了一眼父母的遗像，放下粥碗，跟着福伯走出灵堂。穿堂风在身后把门吹得来回晃动，门板上用粉笔写着的“李氏治丧”已经有些模糊。他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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